美国《国家地理杂志》1999年第11期刊出了几幅制作精美、色彩艳丽的“带毛恐龙”的照片和复原图。文章用醒目的标题“霸王龙有羽毛吗？”报道了一种似鸟非鸟、似龙非龙的动物。作者引用了研究者给这个特殊动物起的名字，叫做“辽宁古盗鸟”（Archaeoraptorliaoningensis）。文中记述这只动物，长着始祖鸟一样的头和翅膀，有着典型小形兽脚类恐龙—驰龙式的尾巴，并声称他们找到了连接鸟类和恐龙类进化过程中缺失的环节。结论是：鸟类由小形兽脚类恐龙进化来的假说得到了证明。
然而到今天，人们已经发现，这篇古生物学文章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，因为，获得这个“科学结论”的那块化石，是人为拼接起来的，即一个古鸟的身躯接上了一条驰龙的尾巴。那么这一错误是怎样发现的呢？记者采访了揭露这起科学造假事件的当事人、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星博士和王元青博士。
据徐星介绍，“辽宁古盗鸟”标本出自我国辽宁西部的白垩纪地层，后来流失到美国，被美国犹他州布兰丁恐龙博物馆购得。在布兰丁恐龙博物馆馆长斯提芬·克瑞克斯的邀请下，世界闻名的兽脚类恐龙权威柯瑞博士介入了这一标本的研究；文章发表前，也经过了其他一些权威学者的审阅。
《国家地理杂志》刊登这篇有关“古盗鸟”文章的同时，还介绍了徐星和他的同事在1999年命名的两种兽脚类恐龙：意外北票龙和千禧中国鸟龙。1999年10月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为此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，王元青博士和徐星博士应邀前往华盛顿参加这次新闻发布会。这样，他们有机会第一次观察了犹他州布兰丁恐龙博物馆的标本。
正像所有观察过这块标本的古生物学家们一样，当王元青和徐星第一次看见“古盗鸟”标本的时候，第一感觉是存在一些疑问。这块标本明显被拼接过，尤其是在其身体和尾巴连接处存在一条清晰的断裂，而且部分骨骼缺失。然而，在古生物发现当中，标本不完整或者骨架不相关联是很常见的。因此，仅仅依靠尾巴和身体之间存在的拼接缝并不能够说明什么问题。
同时，一些学者认为，“古盗鸟”的形态过于奇特，很难想像它的身体和尾巴属于同一动物。然而，从形态学研究的角度考虑，出现这种形态奇特的动物从理论上不是没有可能。20世纪90年代发现于蒙古的“单爪鸟”就是一个例子。单爪鸟的分类位置曾经引起了巨大争议，因为它具有一套非常奇特的特征组合。但毫无疑问，它确实代表进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种类。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科学家们认为，“古盗鸟”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动物。并且“古盗鸟”也经过了严格的审查，包括CT检查、地层学检验、沉积学检验、形态学的辨认等等，由于这个拼凑起来的化石可能出自同一地层的相连地段，所有的这些检查都无法直接而有力地证明这是一块假化石。
徐星每年有2个月以上时间要到辽宁西部作野外研究。1999年12月，徐星和同事在研究另外一件采自辽西的兽脚类恐龙化石的时候，发现了足够的证据，表明“辽宁古盗鸟”是一个拼凑起来的动物：它的那条“很典型的恐龙尾巴”来自徐星发现的兽脚类恐龙化石的另一面。因为化石发掘出来后往往有两面，也是凑巧，徐星获得了另外的一面。自然，这个证据具有绝对的可靠性。
徐星随即通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。这一消息震惊了包括《国家地理杂志》主编在内的所有人。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于2000年1月对外宣布了这一不幸消息。包括NBC、《今日美国》、《自然》和《科学》等著名媒体纷纷予以大量报道。
2000年3月号的《国家地理杂志》上，刊登了徐星写给编辑的一封短信，向公众宣布了中国科学家的看法。4月，徐星携带有关证据前去华盛顿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总部，接受由美国和加拿大的5名著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的鉴定。4月4日，美国国家博物馆由苏斯博士领导的委员会一致认为，徐星博士等人的结论是正确的，即“辽宁古盗鸟”确实是一个拼凑的动物。随即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对外正式宣布了这一消息。在《科学》上刊登的一篇报道中这样说：“徐星提供了可靠证据之后，这一问题才得到最终解决。”在接受《国家地理杂志》采访时，徐星说：“如果能够让中国学者早点介入这一标本的研究，也许这一错误就能避免。”
我国科学家在接受《自然》杂志和其他一些西方媒体采访的时候指出，这是一场科学悲剧，当商业利益卷入基础科研后，科学失去了它的纯洁性。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董枝明说，这一事件使人们想起30年代人类学研究中弄虚作假的“皮尔当人”事件，当时，有人给一个人头安上了猿类的下颌，并着了色。它欺骗了那些苦于寻找人—猿过度类型的科学家。他们把“皮尔当人”奉若至宝。这次事件也有相同之处，它欺骗了那些急于找到从恐龙向鸟类过度类型的科学家。其始作俑者可能是一位贪财的化石贩子，作得也不高明，研究者只要深入思考、仔细观察，就能看出破绽。
徐星说，这起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美国布兰丁恐龙博物馆馆长斯提芬·克瑞克斯的化石是从不法化石商那里买来的。徐星和王元青严正指出，当前，世界上的化石走私非常猖獗，许多科学家不是自己去野外获取第一手资料，而是靠出钱购买那些被倒了几手的“材料”，既然有人倒手就不可能避免有人作假，假化石的名目五花八门，防不胜防。最好的方法是尽量获取第一手资料，因为一件化石身上的信息从它出土的那一刹那逐步散失，采用二手以上的材料，既支持了化石走私，也影响了科研成果，更不符合现代科学道德。徐星说，如果这是一块由科学家亲手采集的标本，那么就会避免许多疑问。然而，由于化石走私和商业利益的驱动，越来越多的标本承受着人为造假的破坏。王元青说，造假使包括辽宁北票地区在内的许多古生物标本失去了信誉，这对我国的古生物研究事业是巨大的威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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